日前,高博医疗集团与镁信健康联手设计并推出“高诊无忧”患者福利项目,这是一项面向肿瘤患者的爱心援助计划,旨在为晚期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并通过保险机制切实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该项目于2021年3月1日正式在上海阿特蒙医院落地实行。 组合创新药+爱心援助计划肿瘤治疗进入免疫靶向时代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从PD-1/PD-L1单抗、抗血管靶向药物中获益。但一部分肿瘤患者对免疫治疗不敏感;其疗效不确定,而且费用昂贵。尤其对于中国未批准的适应证,大多数癌症患者仍需要自费使用这些靶向或免疫治疗药物。在肿瘤患者全生命周期的治疗中,用药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于肿瘤治疗的这一现状,高博集团特别设立了这项慈善福利计划。凡是符合条件并加入该项目的患者将获得由高博为患者赠送的一份医疗保险。在本项目实施期间,符合条件进入该项目的患者若在两个治疗周期内发生疾病进展,将由保险公司赔付投保期间患者承担的指定药品的相关费用。为确保诊治策略的准确性,疗效的确认将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上海阿特蒙医院首席科学家李进教授在签约仪式上指出:为患者赠送保险的举措解除了患者及其家庭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可谓之疗效与经济双保险。有一些医药公司本身就有患者援助药品计划,但前提条件是治疗有效。高博集团推出的这个无效退款理赔保险计划为患者获得制药公司的赠药提供了机会,让一些想尝试国际前沿治疗药物的癌症患者不会因为价格高、疗效不明显而 “人财两空”,能够“高诊无忧”去追求更好的治疗方式。 顶尖专家团队+个性化诊疗方案上海阿特蒙医院特聘教授韩宝惠教授在介绍该举措时谈到:高博医疗集团之所以敢于设计并推出“高诊无忧”患者福利项目,是源于上海阿特蒙医院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丰富的诊疗与用药经验,并真正以患者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需求至上的初衷。上海阿特蒙医院建立“医保+商保”双保险模式,这是进入肿瘤治疗新时代之后,对如何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有益探索。 为确保免疫靶向治疗的疗效,高博医学阿特蒙肿瘤中心特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凡加入该项目的患者将获得由高博医学阿特蒙肿瘤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组制定的个性化诊疗策略与用药方案。该委员会由秦叔逵教授担任主任委员,专家组成员包括于金明院士、马军教授、李进教授、韩宝惠教授、宋纯教授、周彩存教授、郭晔教授、尹路教授、殷咏梅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分别担任胃癌、肺癌、结直肠癌、淋巴瘤、乳腺癌和肝癌诊疗带头人,专家团队几乎覆盖所有恶性肿瘤诊疗领域。高博阿特蒙肿瘤中心还拥有强大的国外专家资源库,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Alan Venook教授、美国纪念斯隆凯瑟琳癌症中心Charles M. Rudin教授、美国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Jochen H. Lorch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 Daniel Catenacci教授等国际一流专家。根据患者需要,专委会可以随时发起国、内外顶级专家团队的MDT会诊,以便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断建议,制定严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顶级国内外专家制定的国际前沿治疗方案、丰富的免疫治疗和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新药使用经验,为患者的治疗疗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报名方式:“高诊无忧”患者福利项目: 关注上海阿特蒙医院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高诊无忧】——选择【报名&查询】 即可申请报名,也可拨打400-021-5115客服热线了解详情。 (上海阿特蒙医院为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备案的异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关于阿特蒙: 高博医疗集团上海阿特蒙医院是上海自贸区首家中德合作的国际化高品质综合医院。医院总规划建筑面积约60,000平方米,一期开放床位200张,二期建成后总床位数约达500张。医院定位国际研究型医院,汇集一批国内外临床专家团队和科研人才,医教研协同发展;提倡整合诊疗和团队医疗的新模式,注重临床研究和创新转化,将“患者需求至上”作为建院的根本。上海阿特蒙医院以肿瘤科、骨科为重点科室,综合考虑自身优势与中国市场需求,定位大众和中端市场,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医疗服务。 就诊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北东路 170 号 门诊时间:8:00- 17:00(周一至周五) 预约电话:400-021-5115 交通信息: 公交:6号线保税区南站1号口,181路、815路、71路,外高桥保税区站下车步行约1.5公里 自驾:杨高北路/外高桥出口进入五洲大道行驶至台北东路。 停车:可从台北东路出入口进入B1车库,再乘电梯至一楼大堂。
在刚刚闭幕的欧洲肿瘤内科学年会(9月16日-9月21日)上,中国原研的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甲磺酸伏美替尼(以下简称“伏美替尼")治疗EGFR20外显子插入 (ex20 ins)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Ib期临床研究(FAVOUR) 公布了一线治疗队列的结果(摘要#1325)。 FAVOUR 研究设计该结果显示,接受每日240mg伏美替尼一线治疗的10例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肿瘤靶病灶缩小,中位缩瘤幅度-51.8%,疾病控制率(DCR)为100%;其中6例患者的肿瘤达到了客观缓解标准,确认的客观缓解率(ORR)为60%。 FAVOUR研究疗效结果:所有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肿瘤靶病灶缩小在安全性方面,9例入组患者出现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为腹泻; 1例因为腹泻中断治疗6天,随后继续每日240mg伏美替尼治疗;但在该队列中尚未观察到3级或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 虽然FAVOUR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但三倍常规剂量的伏美替尼治疗(中位药物暴露时间4.1【2.7-5.4】月)没有带来一例≥3级不良反应,总体提示伏美替尼是一种安全性不错的第三代EGFR-TKI。这为其用于罕见和少见EGFR突变NSCLC、肺癌脑转移NSCLC以及术后辅助治疗带来了广阔的临床应用空间。 2020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公布的伏美替尼的IIa期临床研究结果发现,每日服用160mg剂量的伏美替尼治疗脑转移患者颅内有效率为84.6%,而80mg治疗的有效率为60%;而且相比于每日服用80mg,每日服用160mg并未明显增加严重不良反应。 WCLC公布的不同剂量组CNS转移患者疗效结果(数据截止日期:2020-01-29) 在EGFR突变的晚期NSCLC逐渐成为慢性病的时代背景下,靶向治疗将面临哪些挑战?除了OR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这些药物疗效评估指标, 还有哪些指标的临床意义将愈发凸显? 让肺癌成为慢性病,三代EGFR-TKI的长期安全性有多重要? 近日,本平台采访了FAVOUR研究的牵头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科韩宝惠教授,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随着针对EGFR/ALK驱动基因靶点药物的不断迭代更新,EGFR/ALK突变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生存期越来越长。在此背景下,治疗仍面临哪些挑战?韩宝惠教授:自2005年第一个EGFR-TKI类药物在国内获批治疗晚期NSCLC以来的16年间, 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针对EGFR靶点的靶向治疗药物相比含铂化疗显著提升无疾病进展生存期,把晚期肺癌变成慢性病已经在部分患者中成为现实。虽然靶向治疗尚不能彻底清除肿瘤,根治晚期肺癌,但他们让部分肺癌患者可以带瘤生存。但是在把肺癌转变为慢性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癌细胞向重要脏器的转移。 在重要脏器转移中,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脑转移,因为接近半数的Ⅳ期晚期NSCLC会出现不同程度或者是不同表现形式的脑转移,而这种脑转移最终会构成对患者最大的生存威胁。 治疗肺癌CNS转移是否往往需要增加药物剂量?韩宝惠教授:相比第一代EGFR-TKI, 三代EGFR-TKI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入脑更好;但是在临床实践中,治疗脑转移或者脑膜转移就像治疗EGFR罕见或少见突变一样,往往需要增加药物的剂量,以确保在脑脊液和脑部有足够的药物浓度。但是能否增加剂量就和药物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有密切的关联。 抗肿瘤药物的剂量强度与其降低肿瘤负荷,实现肿瘤降期成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提高药物剂量可加强杀伤肿瘤或者减轻肿瘤负荷的能效。 化疗药物的治疗窗比较窄,因为它有一个剂量限制性毒性;而靶向治疗药物的治疗窗则较宽,这就为我们克服耐药,克服特殊脏器的转移问题奠定了一个安全的基础。 但要增加药物剂量,我们最大的担忧就是高剂量带来的安全隐患。这种安全隐患包括了脏器的毒性,比如肝功能衰竭,严重的腹泻和间质性肺炎。 如果提高剂量带来的治疗效应远大于它的毒性,尤其是如果我们提高至两倍剂量,甚至是三倍剂量,而药物安全性数据和推荐剂量相差不多,我觉得对于肺癌脑转移,以及罕见或少见EGFR突变NSCLC,将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策略。 在FAVOUR研究中, 使用三倍常规剂量(240mg)伏美替尼并未带来严重不良反应。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剂量?韩宝惠教授:在伏美替尼I 期剂量递增试验中,其剂量从 20 mg/d 递增至 240 mg/d 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未获得最大耐受剂量。 I期剂量递增试验和I-II期剂量扩展试验的130例患者中,18例患者接受240mg/d治疗,≥3级不良事件/治疗相关不良事件较80mg/d患者组未见升高,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 FAVOUR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240mg伏美替尼治疗仍然有比较好的一个安全记录,除了腹泻增加的相对多一点外,对肝脏毒性、以及间质性肺炎的发生率并没有明显提高。 为什么伏美替尼剂量安全窗口可以这么宽?韩宝惠教授:伏美替尼创新性引入三氟乙氧基吡啶结构,使其原型药物及主要代谢产物均有抗肿瘤活性高活性,而且两者的抑瘤作用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其实,其它三代EGFR-TKI对EGFR突变靶点的选择特异性也很强,但是进入人体后的代谢产物却失去了高度选择性,对EGFR敏感突变和EGFR野生型都能产生抑制作用,这就会导致更多的不良反应。 当前国内有三个三代EGFR-TKI类药物获批晚期肺癌治疗适应证。在临床实践中,如果患者对一个药物不耐受,是否会考虑更换使用另外一个三代EGFR-TKI药物?韩宝惠教授: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EGFR-TKI的多个药物为我们临床医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多种选项,为医生更有效和安全地治疗带来了灵活性。 比如,当一个三代EGFR-TKI引起了比较严重的间质性肺炎而不得不停药时,或者患者因为严重腹泻而无法耐受继续治疗时,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它三代EGFR类药物。 我觉得伏美替尼作为一个比较安全的、毒副反应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秀的三代EGFR TKI的治疗性药物,完全可以在其它药物毒性不能耐受的情况下“独当一面”,因为它的疗效和安全性都已在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 当前国内已有三代EGFR-TKI靶向药物获批用于早中期NSCLC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对于术后辅助治疗,靶向治疗药物的安全性是否更重要?韩宝惠教授:早中期肺癌在R0切除手术后的药物辅助治疗基本上是一种在没有肿瘤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的干预,是一种预防性治疗,所以对安全性的要求要远高于不能手术只能接受内科姑息治疗的晚期肺癌。而且一般情况下,辅助治疗的疗程相对于晚期肺癌的治疗疗程要更长一些。 当前,虽然依据全球的大型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我国药品审批和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三代EGFR-TKI用于IB-IIIA期NSCLC患者术后辅助治疗,但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拿出三代EGFR-TKI用于辅助治疗中国人群的循证医学证据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临床实践。因为无论是化疗,靶向治疗,还是目前如火如荼的免疫治疗,都存在着高加索人种和其它人种,比如中国人群,在治疗疗效和安全性上的显著区别。 所以,尽管针对国外做了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但是如果中国的样本量不够的话,我觉得完全有必要由我们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专家来牵头做针对中国患者的大型的III期验证性的临床试验,以了解治疗中国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院长牵头开展的伏美替尼用于接受根治性切除伴或不伴辅助化疗后的EGFR突变阳性II-IIIA期NSCLC患者辅助治疗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III期注册临床研究(FORWARD)已于今年启动,旨在比较伏美替尼与安慰剂辅助治疗3年的疗效和安全性。我们希望FORWARD研究能填补这片空白。 9月25日,在即将开幕的第24届CSCO大会期间,韩宝惠教授将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肺部疾病诊疗中心主任胡坚教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内科董晓荣教授共同呈现包括伏美替尼在内的三代EGFR-TKI用于晚期以及早中期NSCLC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1.Baohui Han et al., Preclinical and Preliminary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f Furmonertinib in NSCLC with EGFR exon 20 insertions (20ins); 2021 ESMO, Abstract 1325 2.Y. Shi et al., CNS Efficacy of AST2818 in Patients with T790M-Positive Advanced NSCLC: Data from a Phase I-II Dose-Expansion Study, 2020 WCLC, Abstract 3286
中国肺癌抗肿瘤血管生成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为更多晚期肺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中新网上海12月13日电 (记者 陈静)上海市胸科医院13日披露,该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牵头的中国肺癌抗肿瘤血管生成生物类似药——贝伐珠单抗的临床研究获得重大进展,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据悉,这一新药的上市一举打破了此前该药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现状,可以极大降低医疗支出,提高药物可及性,为更多晚期肺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贝伐珠单抗是治疗晚期肺癌的重要靶向药物之一,可通过抑制肿瘤的血管生成,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但十几年来,中国一直使用的是由国外生产进口的原研药。为了让患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等的疗效,进一步改善生存质量,韩宝惠教授团队率先牵头开展了中国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研究。 医院方面告诉记者,此项研究共纳入了532名未经治疗的非鳞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分成生物类似药与原研药两组进行试验。2018年11月,在欧洲肿瘤内科年会亚洲分会(ESMO-Asian)上,中国专家口头汇报了研究的初步结果,随即引来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发现,该生物类似药无论在疗效,还是安全性上都和原研药高度一致。 据了解,韩宝惠教授团队常年致力于晚期肺癌的综合及转化治疗领域,在肺癌血管靶向治疗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其领导的临床研究曾推动了国产1.1类抗血管生成新药——安罗替尼的上市,填补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治疗领域的空白;在血管靶向作用机制、疗效预测等领域,韩宝惠教授团队亦取得众多原创性的成果。
正值第27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天(4月19日),肺癌临床研究领域传来好消息:上海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团队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一线联合用药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探索性研究”取得喜人进展。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项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评估“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药物”一线联合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验证了“去化疗”模式在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领域的疗效及安全性。 首批入组晚期肺癌患者治疗已有两年多,“我目前每天可以去单位上半天班,定期回医院复诊、治疗,身心很放松。‘去化疗’模式彻底改变了我对传统晚期肺癌治疗的认识。”这名50岁的患者对记者说。 值得一提的是,韩宝惠教授团队该临床研究项目采用药物均为国产新药,目前已在推进更大范围的二期试验,在治疗疗效、治疗费用领域均提示了良好前景。 创新思路,国产原研药强强联手激发新潜能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抗血管生成药物等新治疗策略的兴起,晚期肺癌治疗成效持续提升。对于那些没有基因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既往的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都是在化疗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临床上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往往会降低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也直接影响了患者的疗效和生存时间。为了在保持疗效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胸科医院韩宝惠团队开始致力于探索一种更具安全性、耐受、有效的新联合治疗模式。 “信迪利单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PD-1抑制剂。“安罗替尼”是国产1.1类创新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单药获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适应症的多靶点抗血管生成口服药,已在2018年获批上市。此前,安罗替尼的全国多中心II期及III期临床研究都是由韩宝惠教授为主PI完成的。 基于这两项药物的优质疗效,韩宝惠教授团队大胆设想,创新设计了“国产免疫药”+“国产靶向药”强强联合的治疗思路,并牵头开展了“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Ib期临床研究,首次提出了“去化疗”理念的肺癌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药物治疗模式。 成果喜人,“去化疗”原创研究两次亮相世界此项研究从2018年9月开始首例患者入组,仅5个月就完成全部样本量入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联合治疗模式的疗效和安全性令人惊喜。相关研究成果首次在2019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进行口头和海报展示。由中国团队带来的这一“去化疗”模式一经提出,便引发世界肺癌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经过更长时间的随访与跟踪,韩宝惠教授团队再次受邀在2020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对研究的最新结果作口头报告,相关成果也同步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ofThoracicOncology。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入组患者中,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作为一线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高达72.7%,疾病控制率(DCR)为10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15个月,12个月的存活率(OS)达到95.5%。对比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联合治疗效果,这些数据都毫不逊色,部分指标甚至更胜一筹。此外,这一联合模式的安全性也是可圈可点,并未出现显著不良反应。研究证实,抗血管药物联合PD-1免疫治疗,不仅取得了以往联合化疗的疗效水平,还能更好地改善肿瘤细胞生长的“土壤”环境,有效提升一线肺癌患者生存期和生存质量,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的目标。 突破在望,晚期肺癌患者将获得全新治疗选择“去化疗”治疗模式,打破了国际惯用的治疗标准和思维模式。未来,晚期肺癌患者将多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韩宝惠教授表示:“一线治疗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患者越早获得精准、有效的治疗,越能取得更佳的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治疗,显示出了极佳的安全性和疗效,取得了1+1>2的临床效果。这让我们看到了破解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手段局限困境的新方向,也看到了国产原研药物新的潜能,是非常具有前景的联合治疗策略。” 免去了化疗,患者不用再忍受痛苦的不良反应,也减少了因无法耐受而放弃治疗的情况。整个治疗过程更加便捷,大大提升了就诊效率和就医体验。治疗的有效率和有效时间明显延长,患者有了切实的获益。目前,韩宝惠教授团队已在积极推进此项研究的II期试验,持续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此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这项新技术也已经启动相关的专利申请。 从推动国产原研药“安罗替尼”上市,到探索其联合免疫治疗实现“去化疗”模式,胸科医院始终不懈追求更创新、更有效、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让更多患者看到希望的曙光。
每年11月是全球的肺癌关注月,11月17日是国际肺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癌症作为防治重点,明确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 肺癌在我国的每年发病人数约78万,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因此,肺癌5年生存率的提升将十分有助于癌症整体5年生存率目标的实现。 11月8日,由中华肺癌学院和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臻知笃行,呼吸与共——肺癌免疫治疗新航道”全国启动会在上海召开。中华肺癌学院院长、上海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表示:“过往,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往往不到一年,现在很多患者凭借新的治疗方式活过了八年,甚至十年,因此未来我们有信心将肺癌变成‘慢性病’。在肺癌免疫治疗领域,我们国家也在做一些研究,相信很快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肺癌之王”,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缓慢肺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两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所有肺癌的85%,小细胞肺癌约占15%。肺癌亚型不同,发病特点、治疗方式及预后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随着医学的进步,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近几十年来进展缓慢,一直是肺癌治疗的难点。 小细胞肺癌可以说是“肺癌之王”,是肺癌中侵袭性较强的分型,有着恶性程度高、细胞增殖快、病情进展迅速、患者预后差等特点。小细胞肺癌患者往往在早期时症状并不明显,一旦出现症状常表明肿瘤已侵袭至身体其他部位,尤其是脑转移和肝转移,多伴随症状有咯血、持续性咳嗽、胸痛、气喘、食欲不振、异常疲倦、脸部和颈部肿胀等。 小细胞肺癌患者在病情早期就会出现癌细胞远处脏器转移,尤其是脑转移和肝转移。韩宝惠教授介绍:约2/3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初治时即被诊断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小细胞肺癌治疗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临床治疗手段只有放化疗,虽然对放化疗敏感,但放化疗后易复发,中位总生存期往往不到1年。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吸烟与小细胞肺癌的关系尤为密切,在确诊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有吸烟史的患者达到95%以上。并且,吸烟对小细胞肺癌发病的影响随着吸烟的年限及频率增加而呈正相关,吸烟已成为导致小细胞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 免疫治疗成为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推荐方案多年来,针对小细胞肺癌的各种创新药物研究的绝大多数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几乎没有重大治疗进展,小细胞肺癌治疗需求远远未被满足。令人鼓舞的是,免疫治疗的出现掀开了小细胞肺癌治疗新篇章,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 免疫治疗是指通过借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以摧毁肿瘤细胞的一系列免疫相关治疗方式,具有提高免疫系统识别排除肿瘤细胞的能力、对正常组织影响轻微等特点。目前,肺癌的免疫治疗多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 在免疫治疗之前,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非常缓慢,举步维艰。韩宝惠教授谈到,由于缺乏临床循证医学证据,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治疗指南一直没有更新。免疫联合治疗是小细胞肺癌中更有发展前景的治疗策略,首部专门针对小细胞肺癌的CSCO指南《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0》,将PD-L1免疫抑制剂联合化疗列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推荐方案。韩宝惠教授分析,免疫联合治疗将成为趋势,相信未来小细胞肺癌将迎来更多的治疗方案。 提高诊疗水平,促进小细胞肺癌规范化诊疗肺癌是受高度关注的癌症领域,近年来肺癌治疗手段一直在迭代更新,这对各地临床医疗机构的学术和诊疗水平以及规范化诊疗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免疫治疗是日前最新进展,亟需临床医生掌握规范化的免疫治疗手段,并探索新进展。 “肺癌规范化诊疗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提高规范化的诊疗,应该包含不要过度诊断,不漏诊、漏治。而针对新的治疗手段,更应该要强调规范化治疗。”韩宝惠教授说。 2019年11月,中华肺癌学院成立,团结和组织了国内最广大的肺癌相关学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制定更新肺癌相关的诊疗规范,致力于在全国的专科医生和基层医生范围内进行培训、普及和推广诊疗方案;打造线上线下业务交流和继续教育的平台。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肺癌规范化诊疗水平,造福肺癌患者。 随着医学的进步,免疫治疗等创新疗法的发展,以及肺癌规范化诊疗的推进,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入了新时代,相信越来越多的患者将获益于创新疗法,其总生存期和生活质量也将不断得到改善。
2020年12月28日,在最新一轮的国家医保谈判中,由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安罗替尼于一众竞争者中成功突围,不仅非小细胞肺癌(NSCLC)适应证成功续约,其治疗小细胞肺癌(SCLC,适应证: 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化疗方案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和软组织肉瘤(STS,适应证: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透明细胞肉瘤以及既往至少接受过含蒽环类化疗方案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的其他晚期软组织肉瘤患者)的相应适应证也被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将进一步扩展靶向治疗受益人群,并服务更多肿瘤患者。 为此,本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探讨安罗替尼进入医保的实际意义,回顾安罗替尼重大研究数据并展望未来发展,邀您共赏。 安罗替尼入医保目录将惠及更多肿瘤患者,多瘤种探索前景值得期待。 Q、您认为本次安罗替尼治疗NSCLC、SCLC、STS的三大适应证进入医保,对患者/临床医生/相关领域来说有怎样的意义?韩宝惠教授:首先祝贺安罗替尼治疗NSCLC、SCLC和STS的相关适应证成功进入新一轮医保目录,这对广大罹患以上疾病的肿瘤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作为一种新型小分子多靶点双通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安罗替尼可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发挥抗肿瘤作用。自2018年5月8日,安罗替尼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NSCLC的三线治疗以来,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已造福了数万肺癌患者,并赢得了临床医生与患者的一致认可。目前安罗替尼在NSCLC、SCLC三线治疗与STS领域中均获得了优秀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为临床应用带来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近日,医保报销目录纳入安罗替尼三大适应证,更是对其临床应用价值的高度肯定。 希望未来,安罗替尼能够通过治疗总结,在NSCLS、SCLC与STS以外的瘤种中进一步扩宽适应证,从而服务更多肿瘤患者。 回顾安罗替尼ALTER0303重要数据,纵观肺癌领域多方案前线布局。 Q、作为ALTER0303研究的牵头者,能否请您评价一下此项研究的价值?亚组分析结果是怎样的?韩宝惠教授:自1972年 Judah Folkman 教授首次提出可通过阻断肿瘤血管生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饿死肿瘤细胞的治疗构想,到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最终由理论走向现实,该策略在肿瘤领域内始终保持着一种巨大的生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也经历了更新迭代,由过去针对VEGFR的大分子单抗发展到如今靶向PDGFR、FGFR及c-Kit等的小分子多靶点治疗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已成为除大分子单抗外更为有效的靶向抗肿瘤治疗策略。既往研究表明,大分子单抗单药在晚期NSCLC患者中往往无效,但安罗替尼却能在该部分人群的三线治疗中获得5.4个月的PFS,与对照组相比延长了近4个月,OS达到9.6个月,创造了国际上晚期肺癌三线治疗的最高记录!且ORR与DCR均显著提高,其克服了过去靶向治疗单药应用无效的弱点,是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NSCLC治疗中获得的巨大突破。因此我们在ALTER0303研究中进行了多项亚组分析,以挖掘出安罗替尼更多的治疗潜力与应用空间。 对ALTER0303研究中的脑转移患者进行分析,结果发表于The Oncologist杂志。数据显示,在97例脑转移患者中,安罗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的PFS分别为4.17个月和1.30个月,OS分别为8.57个月和4.55个月,这一获益程度与无脑转移的患者相似;多因素分析显示,接受安罗替尼治疗与更长的颅内无进展生存时间有关。提示安罗替尼对脑转移的晚期NSCLC患者有潜在的治疗效果。 对ALTER0303研究中不同组织类型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腺癌患者还是鳞癌患者,安罗替尼均能显著延长PFS。提示无论患者的组织学类型如何,安罗替尼均是合适的治疗选择。 对ALTER0303研究中EGFR突变状态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提示,与EGFR突变阴性患者相比,安罗替尼对耐药的EGFR突变患者(对第1代TKI耐药者)的OS明显改善。对于T790M突变或奥希替尼耐药的患者,安罗替尼组的PFS比安慰剂组有更好的获益趋势。 除此以外,多项亚组分析也显示了安罗替尼在前线治疗耐药或肝转移等NSCLC人群中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也督促着研究者,应深入探讨安罗替尼的联合治疗策略及精准诊疗方案。 Q、能否请您分享一下目前正在z开展的安罗替尼治疗NSCLC的相关临床研究进展么?韩宝惠教授:首先,我们必须强调规范用药与规范诊疗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应鼓励与肯定对联合用药方案、一线治疗策略等的积极探索。事实上,国内目前已开展了多项与安罗替尼相关的临床研究,且多数具有较高深入探索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 安罗替尼联合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非鳞癌NSCL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该研究共有61家中心加入,截至今年10月底,研究已完成入组,目前正在进行数据梳理与最终的统计随访工作。 安罗替尼联合厄洛替尼一线治疗NSCLC的探索性研究(IIT研究)。该研究初步结果令人满意,数据显示,安罗替尼联合厄洛替尼单臂入组的60例患者中,联合靶向治疗的ORR为90%,虽PFS结果尚未成熟,但预估的PFS率将超过20个月,显示出了该联合方案令人鼓舞的治疗前景。 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一线治疗驱动基因(EGFR/ALK/ROS1)阴性晚期NSCLC的临床研究。该研究初步成果首度公布于2019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口头报告专场,同时最终随访结果也将在第21届WCLC上公布。数据显示,该研究的ORR高达71.4%,12个月PFS率为72%,保守估计其PFS将超过12个月。这是到目前为止,在非化疗手段治疗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中得到ORR和PFS率最高的组合方案。因此该研究在公布数据的同时也获得了同步在线发表的殊荣。虽然入组样本量不大,却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非常不易。 安罗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对比化疗一线治疗驱动基因(EGFR/ALK/ROS1)阴性晚期NSCLC的全国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目前已入组了数十例患者,预计明年将获得初步数据。我们也期望,去化疗方案能够为不适宜或不愿行化疗的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提供一个可与化疗相媲美,甚至超越化疗的联合治疗方案,这对于临床医生和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安罗替尼联合第三代奥西替尼治疗NSCLC的临床研究(IIT研究)。该研究设计对NSCLC患者具有较好的普适性,而其能否为发病情况更为复杂的,如脑转移、肿瘤负荷较大或多发肝转移的患者带来实际获益,请期待我们的后续研究进展。 联合策略一线推进,优选靶向药物安罗替尼未来可期。 Q、 您对未来安罗替尼在NSCLC/SCLC/STS中的上市后适应证扩展有怎样的期待?韩宝惠教授:2018年5月8日,安罗替尼首个适应证即NSCLC的三线治疗获批,SCLC与STS领域的相关适应证批准也紧随其后。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等对此高度肯定,在2019年到2020年间相继更新指南推荐,使得安罗替尼成为国内指南中为数不多的NSCLC三线治疗推荐,同时也是国际上少有的三线标准治疗方案。因此目前,安罗替尼在NSCLC后线治疗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真实世界中,后线治疗的患者相对有限,因此在该瘤种中探索前线治疗策略势在必行。 近年来,肺癌领域治疗方案层出不穷,免疫治疗的加入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一种优秀的肺癌三线治疗药物,安罗替尼未来如何与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等多种策略联合,以发挥拥有巨大潜力的协同抗肿瘤机制,将有望为肺癌领域带来新格局。结合当下研究进展来看,安罗替尼联合方案治疗SCLC已展现了可喜的发展趋势,以安罗替尼联合依托泊苷+顺铂的小样本量研究为例,方案初步疗效甚至超越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数据。而在NSCLC领域,联合治疗一线探索仍是重点方向,期待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成果能将安罗替尼推向前线标准治疗。另外,软组织肉瘤实为难治型,因此在获批适应证的基础上,如何将安罗替尼与多种治疗手段结合,以进一步提高单药疗效、减少毒副作用,这是研究者需要在未来解答的问题。 我们期待相关领域研究数据能够进一步巩固并丰富安罗替尼作为抗血管靶向药物排头兵领头羊的治疗证据,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多利好消息
肺癌研究新成果壁报展示近日,国际肿瘤学领域的盛会欧洲肿瘤学年会(ESMO)举行,大会集中展示了世界各地肿瘤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本次年会共有18项来自中国专家的口头汇报研究入选,其中我院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教授团队带来肺癌研究新成果的报告和多项壁报展示,引发国内外同道的热烈讨论与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各类新药和新治疗方法的出现,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不断延长。然而,对于那些罕见肺癌类型、少见基因突变及靶向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仍需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据统计,没有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亚洲人群中约占60%,为了给这类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提升他们的生存获益,我院韩宝惠教授牵头开展了一项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普那布林/多西他赛联合或多西他赛单药用于含铂化疗后进展的EGFR野生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二/三线治疗”。本次大会上,韩宝惠教授对研究结果进行了专题报告。 多西他赛是常用的化疗药物,但其疗效有限。普那布林是一种新型抗肿瘤药,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功能。此项试验旨在探索两者联合使用的疗效。研究共纳入559名患者,分别接受普那布林联合多西他赛及多西他赛单药治疗。研究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总生存期显著延长,且2年、3年的总生存率提高一倍,有10.6%的患者生存期超过4年。与此同时,联合治疗组的安全性也更好,常见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副反应的发生率仅有5.13%,低于多西他赛单药发生率33.58%,高级别的不良反应率也略有降低。此项研究证实了多西他赛联合普那布林能取得很好的疗效,这将为那些没有基因突变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提供了二线治疗的新思路与新方案,让患者拥有更长的生存时间和更优的生活质量。 韩宝惠教授正在为学生进行讲解此外,韩宝惠教授团队还进行了两项壁报成果展示。一项是由呼吸内科杨正宇博士带来的“混合型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疗效和生存”分析。这是一种少见的肺癌亚型,临床上治疗的数据较为缺乏。另外一项是关于“EGFR基因20外显子插入的肺癌采用高剂量三代EGFR靶向药物伏美替尼(240mg)治疗”的临床研究。目前临床上针对这两种类型缺乏成熟的治疗方案,且治疗效果不佳。我院团队探索并开展了相应的临床研究,将为此类少见、难治的肺癌患者带来更多希望,也为临床医生制定诊疗方案、创新治疗模式带来积极的思考与推动作用。
聚合胶束紫杉醇 (pm-Pac) 是一种新型的不含 Cremophor EL 的紫杉醇纳米粒子胶束制剂。该研究旨在比较 pm-Pac 加顺铂与溶剂型紫杉醇 (sb-Pac) 加顺铂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2020年10月28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吴一龙及上海交通大学韩宝惠共同通讯在Annals of Oncology(IF=32.97)在线发表题为“Comparing nanoparticle polymeric micellar paclitaxel and solvent-based paclitaxel as first-lin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总共 448 名 IIIB 至 IV 期 NSCLC 患者被随机分配 (2:1) 接受六个 3 周周期的 pm-Pac (230 mg/m2) 加顺铂 (70 mg/m2;n = 300),随后如果在第一个周期后未观察到预先指定的毒性作用,则从第二个 3 周周期将 pm-Pac 剂量递增至 300 mg/m2,或 sb-Pac(175 mg/m2)加顺铂(70 mg/m2;n) = 148)。主要终点是独立审查委员会 (IRC) 评估的客观缓解率 (ORR)。次要终点包括 IRC 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总生存期 (OS) 和安全性。 该研究发现与 sb-Pac 加顺铂组相比,pm-Pac 加顺铂组的患者在 IRC 评估的 ORR 上有显著改善(50% 对 26%;比率为 1.91;P < 0.0001)。此外,亚组分析表明,在鳞状和非鳞状组织学类型中始终观察到较高的 ORR。 IRC 评估的中位 PFS 在 pm-Pac 加顺铂组中显著高于 sb-Pac 加顺铂组(6.4 个月对 5.3 个月;风险比 0.63;P = 0.0001)。两组之间的中位 OS 没有显著差异。 pm-Pac 加顺铂组的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9% 对 18%;P = 0.0090)显著低于 sb-Pac 加顺铂组。 总之,Pm-Pac 加顺铂产生了优越的 ORR 和 PFS 以及良好的安全性,应该成为晚期 NSCLC 患者的一种选择。 另外,2021年3月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吴一龙团队在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IF=44.54)在线发表题为“Gefitinib Versus Vinorelbine Plus Cisplatin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Stage II-IIIA (N1-N2) EGFR-Mutant NSCLC: Final Overall Survival Analysis of CTONG1104 Phase III Trial”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在早期 NSCLC 和 EGFR 突变患者中使用吉非替尼进行辅助治疗表明,与标准护理化疗相比,DFS 有所改善。尽管这种 DFS 优势并未转化为显著的 OS 差异,但与历史数据相比,辅助吉非替尼的 OS 是该患者组中观察到的最长的 OS 之一。 2020年9月19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肺癌研究所终身主任吴一龙联合全球和国内284个中心团队在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在线发表题为“Osimertinib in Resected EGFR-Mutat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在IB期至IIIA期EGFR突变阳性的NSCLC患者中,接受奥西替尼的患者的无病生存期明显长于接受安慰剂的患者(针对从IB期到IIIA期的早中期肺癌并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如在先期手术切除后通过第三代靶向药物的辅助治疗,他们的肿瘤复发风险将下降83个百分点)。 尽管引入了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但基于铂的双联方案仍然是非小细胞肺癌 (NSCLC)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法和肺癌治疗的基石。 紫杉醇是一种抗微管药物,是与铂类药物联合用于治疗 NSCLC 的最常用药物之一。与卡铂或顺铂、溶剂型紫杉醇 (sb-Pac) 联合使用,后者是基于 Cremophor 的标准紫杉醇配方,显示出 17%-32% 的客观缓解率 (ORR) 和 8-10 个月的中位总生存期 (OS)。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还批准了纳米颗粒白蛋白结合紫杉醇与卡铂一起作为局部晚期和转移性 NSCLC 的一线治疗方案。2007 年,Genexol-PM(韩国京畿道三养生物制药公司),一种不含 Cremophor EL (CrEL) 的紫杉醇聚合物胶束制剂,在韩国被引入用于治疗转移性乳腺癌和 NSCLC。此外,与 sb-Pac 相比,使用脂质体作为紫杉醇载体的方案显示出非劣效性和优越的安全性。 聚合胶束紫杉醇 (pm-Pac)是一种新型的无 CrEL 纳米粒子胶束配方的紫杉醇(~20 nm)。与 sb-Pac 制剂相比,pm-Pac 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更高的抗肿瘤功效和更好的安全性。 在之前的 I 期临床试验中,包括多线化疗失败的晚期 NSCLC 患者,pm-Pac 显示出较高的最大耐受性剂量(MTD 390 mg/m2)而没有额外的毒性和理想的抗肿瘤活性(ORR 35%)。此外,pm-Pac 可以在没有抗过敏术前用药的情况下给药,以预防 CrEL 相关的超敏反应。 基于这些结果,该研究进行了这项多中心 III 期临床试验,以比较 pm-Pac 加顺铂和 sb-Pac 加顺铂作为一线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这是首个使用新型纳米颗粒 pm-Pac 联合顺铂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的 III 期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临床试验。 该研究总共 448 名 IIIB 至 IV 期 NSCLC 患者被随机分配 (2:1) 接受六个 3 周周期的 pm-Pac (230 mg/m2) 加顺铂 (70 mg/m2;n = 300),随后如果在第一个周期后未观察到预先指定的毒性作用,则从第二个 3 周周期将 pm-Pac 剂量递增至 300 mg/m2,或 sb-Pac(175 mg/m2)加顺铂(70 mg/m2;n) = 148)。主要终点是独立审查委员会 (IRC) 评估的客观缓解率 (ORR)。次要终点包括 IRC 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总生存期 (OS) 和安全性。 该研究发现与 sb-Pac 加顺铂组相比,pm-Pac 加顺铂组的患者在 IRC 评估的 ORR 上有显著改善(50% 对 26%;比率为 1.91;P < 0.0001)。此外,亚组分析表明,在鳞状和非鳞状组织学类型中始终观察到较高的 ORR。 IRC 评估的中位 PFS 在 pm-Pac 加顺铂组中显著高于 sb-Pac 加顺铂组(6.4 个月对 5.3 个月;风险比 0.63;P = 0.0001)。两组之间的中位 OS 没有显著差异。 pm-Pac 加顺铂组的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9% 对 18%;P = 0.0090)显著低于 sb-Pac 加顺铂组。 总之,Pm-Pac 加顺铂产生了优越的 ORR 和 PFS 以及良好的安全性,应该成为晚期 NSCLC 患者的一种选择。
医生们率先成功开展了机械臂控制支气管镜引导下肺结节活检术。 中新网上海7月12日电 (陈静 邓天)如何进一步提升肺结节介入诊断的精准性和成功率,是医学专家们不断探讨的课题。 记者12日从上海市胸科医院获悉,在呼吸内科主任韩宝惠的指导下,专家孙加源团队医生们率先成功开展了机械臂控制支气管镜引导下肺结节活检术。该技术充分发挥机器人系统优势,用机械臂代替手持操作,整个过程更稳定、更灵活,也更精确。 医生只需站在智能化操控台后,通过转动“轨迹球”控制机械臂,可快速、精准到达目标位置,对于一些远端的复杂病灶也能轻松诊断。这意味着,中国医学专家们在肺部疾病介入诊断领域迈上新高度。 韩宝惠教授告诉记者,该技术可以实时定位导管的形状和位置。医生面前就是显示屏,可以看到支气管镜在管腔中穿梭游走,能够180度转动、变换角度,宛如一条绿色发光的“蛇”。这比以往的3D图像更加清晰、直观,操作者仿佛就置身于患者气道中,大大提升了介入诊断的精准性、便捷性和安全性。 医生只需站在智能化操控台后,通过转动“轨迹球”控制机械臂,可快速、精准到达目标位置。 据介绍,以往,做介入诊断时,医生们通过手持支气管镜进行操作,由于弯曲角度受限,在通过一些复杂气道及远端病灶时难度较大,需要十分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技术。尤其在经支气管肺活检中,任何细微的操作变化都可能导致目标病灶的偏移,对诊断结果造成影响。孙加源团队遂开展了“机械臂控制支气管镜导航系统”的相关临床研究。 69岁的黄先生肺部有多发结节,位于肺部外周的病灶较小,既往又有肠癌手术史,医生急需鉴别肺结节是原发还是转移所致。常规支气管镜检查可能难以准确到达。孙加源告诉记者,通过“机械臂控制支气管镜导航系统”,团队准确到达了目标病灶部位。术中经透视和超声确认,医生成功完成了活检取样,快速现场细胞学提示腺癌。 据悉,开展机械臂辅助导航支气管镜系统的应用此前中国未有报道。孙加源团队将持续推进此项研究进展,提升肺部疾病介入诊疗的综合水平,使更多患者尽早获益。
自1911年弗朗西斯提出“癌”的概念以来,人类与癌症的战争从未停止,从对癌症束手无策到屡败屡战。随着人们对癌症的认识逐渐加深和治疗手段的代际更迭,百年前的不治之症如今正向着慢性病的方向发展。为了深入学习肿瘤前沿进展,给患者提供更多治疗方案的选择,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CSCO基金会)、东方临床肿瘤研究中心(ECCO)联合ONCO前沿平台共同主办“Cancer·巅峰对话”栏目,特邀肿瘤各领域大咖,共话前沿。本期特派记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张波医生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分享关于肺癌治疗的选择。 Q1:张波医生:过去20年,现代肿瘤学研究取得巨大,的突破,这一点在肺癌中体现的尤其明显。您在肺癌领域深耕多年,能不能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大方面的进展有哪些?韩宝惠教授:众所周知,肺癌是恶性肿瘤中的“头号杀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占据恶性肿瘤第一,严重威胁着中国百姓的健康。从四五十年前化疗为王的时代到如今靶向免疫治疗时代,肺癌的诊疗历经多个发展阶段。近20年来,肺癌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以2005年左右的靶向治疗为代表,标志着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进入精准治疗时代。 化疗药物主要是影响细胞的复制过程,达到控制及消灭肿瘤的作用。化疗的作用特点是针对所有细胞的DNA,其药效作用没有选择性。所以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如造血细胞,免疫细胞,胃肠道细胞,肝肾细胞)的杀伤性一致,具有较大的毒副反应和局限性。 在深入转化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以精准治疗为代表的医学成为目前克服肿瘤的强有力武器。精准治疗的经典代表就是信号传导通路驱动基因的发现。随着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EGFR信号传导通路的发现,研究者们合成了EGFR传导通路抑制剂——吉非替尼。IPASS研究证实了吉非替尼的有效性。自此,肺癌进入靶向治疗时代。上海市胸科医院承担了IPASS研究中国内最大入组量,并取得了靶向治疗超越化疗疗效这一经典的循证医学证据,从此改变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史,推进了靶向药物的研发。 时至今日,目前有80%的肺腺癌患者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驱动基因,在60~70%驱动基因阳性患者中有相对应的抑制剂,其中部分已经发展到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药物。多项研究证明,靶向治疗为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提供了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成为恶性实体瘤里精准治疗的典范。 Q2:张波医生: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应用大大改善了患者预后,您认为,未来两者会有交叉吗?比如,突变阳性的患者,免疫治疗在这部分人群中是否有机会?您有没有相关的研究数据和我们分享?韩宝惠教授:近年来,免疫治疗也取得巨大进步。2005年左右,靶向治疗开始成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案。2015年,免疫治疗从二线治疗开始进入临床实践。如今,免疫治疗针对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已从二线治疗进入一线治疗,且能够与化疗、靶向治疗和抗血管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取得了巨大进步。 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作用域既有不同,又相互交织。针对驱动基因和PD-L1均为阳性的患者,先采用靶向治疗或许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当患者对靶向治疗产生耐药且疾病进展时,使用PD-L1相关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非常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当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在靶向治疗出现耐药时,由于驱动基因信号传导通路被抑制导致肿瘤微环境发生改变,其生物学特征也发生了改变。针对这部分靶向治疗出现耐药的患者,采用化疗+免疫治疗仍能取得超过50%的短期缓解率和超过7个月的PFS。 Q3:张波医生:血管靶向治疗具有独特的作用机制,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地位又是如何?尤其是与免疫联合治疗,是否可以为突变阴性的患者提供可能的免化疗的机会?韩宝惠教授:患者驱动基因为阴性时,化疗是主要治疗手段。目前,免疫治疗仍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针对全体驱动基因阴性患者,联合治疗或许是最优治疗策略。 KEYNOTE-189研究采用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顺铂/卡铂,取得了优于化疗的ORR、PFS和OS,为联合治疗提供了极好的循证医学证据。如今,不仅大分子的贝伐单抗、雷莫如单抗等抗血管治疗药物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安罗替尼,也为抗血管靶向治疗的升级换代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观察了到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通过下调肿瘤分泌的VEGF、加强t细胞的活化、解除T细胞和TC细胞的抑制作用,达到改善肿瘤的微环境的目的。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免疫治疗是联合化疗外的有一个优秀治疗策略。 Q4:张波医生:目前的随机对照研究多数集中在晚期肺癌患者,但是肺癌的三级预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肺癌的早诊早治及关口前移,您有什么建议吗?韩宝惠教授:国家的肿瘤防治策略就是要早诊早治、关口前移。早诊早治是解决恶性肿瘤的根本举措,能够最大化手术效果且极大提高患者的5年OS和生活质量。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在上海的徐汇社区,我们组织了针对肺癌高危人群的早筛项目,通过低剂量螺旋CT筛查,使得筛查出的早期肺癌患者占患者总数的94%。早期肺癌大部分是原位癌或ⅠA、ⅠB期肺癌,术后5年生存期约为100%。即,早期筛查发现的肺癌患者通过及时干预治疗,能够达到治愈的目的。相较于因症就诊的中晚期患者,预后有大幅提高。 因此,做好我们的高危人群的筛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肺癌的诊断问题。只有提高了早诊率,患者的总体获益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 Q5:张波医生: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韩宝惠教授:小细胞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肺部肿瘤,主要与吸烟相关,往往发生在肺部中央,且易在早期发生血液和淋巴转移。 近几十年来,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策略都以VP16+含铂药物化疗为主。直到近期,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才取得了比单纯化疗更好的治疗效果,但患者的mOS仅从10.3个月提高至12.3个月,难以满足患者的期望。 小细胞肺癌的难点在在于其对化疗敏感又容易出现耐药。70%的患者在接受化疗后会得到初步缓解,但会在半年后由于早期耐药再次进展且二线治疗效果极差,致使患者的mOS低于一年。 免疫治疗+化疗治疗方案使小细胞肺癌患者取得较高的获益,但仅有小部分患者能够从中获益,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更多治疗策略。目前我们在开展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在一线治疗中使用抗血管治疗+化疗+免疫治疗与单纯的化疗和化疗+免疫治疗进行头对头比较,以回答联合治疗能否提高患者的生存期。 总结 循证学证据在回答部分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问题。当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发生耐药时应如何处理?如何将免疫治疗和其他治疗手段进行有机结合以最大化患者获益?保持着对学术严谨的态度,怀揣着对研究的辩证思考,为患者谋取更多的生存获益。